國有部門和部分大型民營企業由于資金成本低，因此具有強烈的投資沖動，這不但抬高了中國經濟的投資率，也導致投資效率不斷惡化，嚴重地抑制了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皇明太陽能集團董事長黃鳴認為，在實體經濟經營出現困難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卻依然“暴利”，有悖于市場經濟規律，不利于當前經濟形勢不樂觀的局面改善和整體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放開銀行業管制、改革利率，縮小存貸利差。
黃鳴用一組數據支持他的議案。1996年之前，我國銀行的存貸利差絕大部分年份低于1個百分點，個別年份甚至為負。1996年-1998年，該利差從1.85個百分點提高到2.52個百分點，此后，從1999年開始，該利差穩定在3個百分點以上，最高為3.60個百分點。具體到各家商業銀行，由于存款和貸款的期限結構差異，加上從2004年以后中央銀行不再設定貸款利率上限，實際存貸利差可能會存在細微的差別。但是，既然普遍受惠于這一穩定的基準利差，加上不良貸款被大量剝離，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自2000年以來便持續好轉。目前，我國存款利率是3.5%，貸款利率是6.56%，息差超過3%。這么大的利差，無論如何都能賺錢。穩定的存貸利差及其給各大商業銀行所帶來的巨額利潤，這只是2000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體系的特點之一。
2011年中國商業銀行人均利潤是工業企業的12倍。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商業銀行凈利潤達1.04萬億元人民幣，凈息差為2.7%.如果把時間推回到10年前，即中國剛剛加入WTO的2001年，該年全國的商業銀行賺到了847億元人民幣的利潤，十年間利潤總額增長了10余倍。在存款利率被人為嚴重壓低的情形下，盡管設定了一個存貸利差，實際的貸款利率水平也同樣被壓低到大大低于市場均衡利率的水平，從而導致中國的商業銀行業廣泛存在信貸配給。而且，在貸款需求遠遠超出貸款供給的局面下，大量的銀行信貸資金主要被配給于國有企業。
“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由于在正規銀行部門受到信貸歧視，不得不開展高風險的民間集資或借貸活動，從而給中國企業家創業活動蒙上了厚厚的陰影。客觀地說，最近廣受關注的浙江吳英案，正是中國銀行體系不合理的一個鮮活注腳。”黃鳴稱，應采取降低銀行貸款利率，縮小利差的措施，減輕企業利潤負擔，增加儲戶收入，從整體上優化經濟發展環境。
作為十屆、十一屆企業界全國人大代表，黃鳴不僅關注企業的外圍生存環境，也多次以太陽能企業為例，奉勸中小企業主，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補貼發展，關鍵要找到適合自己健康發展的商業模式。“德國之前的太陽能企業也大多依靠政府補貼，歐債危機爆發后，政府再也掏不出錢來，結果導致德國的太陽能企業百分之百虧損。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個行業在發展初期確需政府扶持，如果總離不開襁褓，就是扶不起的阿斗。”黃鳴表示，如果說銀行融資傾斜是給中小企業輸血，企業通過在市場中摸爬滾打找到的商業模式就是固本培元良策。
中小企業要想健康發展，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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