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氣候破壞是危機的放大器和倍增器。在氣候變化使河流干涸、減少收成、破壞關鍵基礎設施并導致流離失所的地方，動蕩和沖突的風險加劇。”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18年，全球開展最大規模多邊和平行動的十個國家中，有八個國家處于高度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區。
古特雷斯說：“在那些脆弱性和沖突削弱了應對機制的情況下，在那些人們依賴森林和魚類等自然資本生存的地方，在那些婦女作為氣候緊急事件最大負擔的承受者卻沒有平等權利的地方，這種危機的影響最大。”
例如在阿富汗，4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活動，收成減少會使人們陷入貧困和糧食不安全狀況，使他們容易受到犯罪團伙和武裝團體的招募。
在整個西非和薩赫勒地區，超過5000萬人依靠飼養牲畜生存。放牧方式的變化加劇了牧民與農民之間的暴力和沖突。
在蘇丹達爾富爾，降雨量少和干旱頻發，加劇了糧食不安全狀況和對資源的爭奪，并由此導致了后果。
對婦女和女童而言，后果尤其嚴重，她們被迫為了取水而走得更遠，使她們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別的暴力。
古特雷斯還指出，氣候變化加劇的高度不平等現象可能削弱社會凝聚力，并導致歧視、尋找替罪羊、緊張局勢和動蕩加劇，增加發生沖突的風險。
此外，氣候破壞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導致流離失所增加。在太平洋的一些小島嶼國中，整個社區被迫搬遷，對他們的生計、文化和遺產產生了可怕的影響。
古特雷斯說：“全世界更多人的被迫遷徙顯然將增加他們遭受沖突和不安全的可能性。”
古特雷斯呼吁更加重視通過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預防進一步的氣候變化，同時立即采取行動，保護國家、社區和人民免受日益頻繁和嚴重的氣候影響。
他敦促安理會成員在2021這關鍵的一年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以確保11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屆締約方會議取得成功，并動員包括國際金融機構和私營部門在內的其他各方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