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2日，作為寧夏唯一一家進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的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寧夏源林生物發電有限公司裝機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項目正式并網運行。彼時的他沒有料到，在接下來的兩年零八個月里，項目確定的電價補貼分文未至，直接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最終被迫于2017年12月11日停產。
“今年9月底終于拿到9000多萬的補貼，但這一筆錢只在賬面上待了一天，馬上就被拿去還各方面的欠款了。一分都沒剩下，并且還遠遠不夠。為了生存，我們甚至去借了高息貸款。”于占孝說。
值得注意的是，于占孝的“遭遇”，只是寧夏乃至全國可再生能源補貼長期拖欠現狀及其誘發次生問題的一個縮影。
文丨 姚金楠 中國能源報記者 李麗旻 實習記者
補貼“遲到”近三年
“當時銀行很看好這個項目，貸款年限是8年，年利率5.6%。”于占孝告訴記者，2014年底籌備建廠時銀行給予了很大支持，項目總投資近4億元，其中約70%來自銀行貸款。
2016年1月，項目正式并網發電。按照2010年國家發改委下發的《關于完善農林生物質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統一執行0.75元/千瓦時的標桿上網電價。這一標桿上網電價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當地燃煤脫硫標桿電價，二是高出當地燃煤脫硫標桿電價的部分，其中前者由電網企業支付給發電企業，后者由國家給予電價補貼。據介紹，寧夏燃煤脫硫標桿電價在0.26元/千瓦時左右。換言之，該項目的上網電價中有近2/3來自于國家的電價補貼。
“項目上馬前我們曾到其他地方考察過，發現國家補貼發放比較及時，因為生物質發電在政策中屬于優先保障的。這也是銀行能貸款給我們的原因。”于占孝口中的“政策”，指的是2012年3月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根據此管理辦法，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需向所在地省級財政、價格、能源主管部門提出補助申請。省級財政、價格、能源主管部門初審后聯合上報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經審核后，符合條件的項目便可列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
“寧夏源林生物發電有限公司是寧夏唯一一家符合申報可再生能源補貼條件的農林生物質發電企業，我們也想多支持一下，所以在第六批補貼目錄申報時我們就報上去了。”國網寧夏電力有限公司財務部電價處副處長張雷告訴記者，但由于不滿足第六批目錄2015年2月底前并網的要求，項目最終進入的是第七批目錄。
從2012年6月起至2018年6月，我國共下發七批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目錄，其中2012—2014年下發了五批，2016年8月下發第六批目錄，第七批目錄2018年6月才正式下發。補貼目錄的出臺間隔不斷拉長，企業的成本壓力同步走高。“從建成投產到進入補貼目錄，已經過去兩年半時間。雖然3個月后補貼發放下來了，但此時財務成本早已把企業壓垮。為時已晚。”張雷說。
借高息貸款“拆東補西”
由于補貼長時間缺位，寧夏源林生物發電有限公司的經營也開始出現問題。“雖然同屬可再生能源，但生物質電廠要花錢買燃料，運行成本比光伏、風電高很多。”為保證生產正常進行并按期償還銀行貸款，于占孝不得不“求助”于民間高息資金。“公司從寧夏中寧縣工商聯農業資源商會借過錢，開始時年利率是6%，慢慢漲到10%，現在連10%也借不出來了。我還從一些小額信貸公司借過錢，年利率是22%，借了4000多萬，到現在還沒還完。”于占孝說他已記不清自己到底通過多少渠道借了多少錢。“只能是拆東墻補西墻。就是借利率高的還利率低的，借新還舊，邊借邊還。”
2017年12月，不堪重負的于占孝最終決定停工。“實在是沒錢了，買不起燃料。”
盡管已停工近一年，但記者在項目現場看到，電廠的料場上依舊堆積了大量的秸稈、樹枝。“這些原料是最近送過來的。當年建廠時我曾和經銷商簽訂過長期的原料收購協議。”于占孝說，他的電廠是附近唯一能夠消納農林廢棄物的地方。“經銷商也知道我沒錢，但是他們之前收購的這些原料也沒有別的出口，大量堆積不僅占空間，還有安全隱患，只能先拿過來給我，讓我先開工，費用問題等我有錢后再說。”
思前想后，于占孝決定復工，但他最關心也最擔心的補貼問題依然無解。“下一次補貼發放還不知道是什么時候。一旦復產，除了原料，算上人工費用、設備折舊，在沒有國家補貼的情況下，每發一千瓦時電就虧損0.37元。現在廠里有2臺高溫高壓循環流化床鍋爐，啟動一臺鍋爐一個月的發電量就在2000萬千瓦時左右，也就是說每月因此要虧損約740萬元。”
優質項目遭“甩賣”
寧夏源林生物發電有限公司的“遭遇”并非個案。截至 2017 年底，全國生物質發電項目未列入目錄的補助資金和雖已列入但未發放的補助資金累計已達 143.64 億元。事實上，在補貼拖欠方面，生物質發電行業也絕非孤例。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累計達1127億元，其中光伏發電455億元。預計2018年補貼缺口將繼續擴大，其中光伏發電將達到700億元。
補貼無著落，高度依賴補貼的可再生能源企業如何“求生”？據記者了解，除了“拆東補西”或干脆停產外，有的進入補貼目錄但拿不到補貼的企業甚至選擇了直接“甩賣”電站。
據中利集團相關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早在兩年前，他們集團就開始著手出售光伏電站資產。“有些電站建設得非常早，也進入了前幾批目錄，有些項目電價高達1.25元/千瓦時。這些好項目都無奈賣掉了。接手的大多是央企，畢竟央企抵御補貼拖欠風險的能力更強。”
雖然項目早已出手，但資金卻并未如數到賬。“在收購之初就已約定，對方先支付一部分資金，后續待國家補貼到賬再支付剩下的部分。由于補貼一拖再拖，中利集團出售的光伏電站中有30多億元資金到現在還沒有收回。”上述知情人士進一步表示，目前中利集團自行持有的光伏電站中，仍有超60萬千瓦的規模尚未完全領到國家補貼。“初步估算，相應的拖欠款金額在2億元左右。”
通威集團一位不愿具名的相關負責人也表示：“由于目前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長期拖欠，這幾年集團內部一直都在踩剎車，凡是沒有解決中長期低成本資金來源的項目絕對不能大干。從整個光伏行業來看，通威被拖欠的補貼在10億元左右，這還不算多，有的企業已經達到上百億元了。”
對于“抵御補貼拖欠風險能力更強”的央企而言，也只能被迫接受“國家沒錢”的現實。據國內某從事風電開發的大型央企知情人透露，補貼一拖十八九個月的情況大量存在。“各方面都非常積極在爭取，電網也從不拖延，國家的補貼一到賬，電網當天就可以下發到企業，但最關鍵的就是現在國家沒錢給我們。”為此，大量被拖欠的補貼只能計入應收賬款，“財務成本肯定會增加，但我們也只能等待，等到國家有能力撥付的那天。”
開源節流
“其實補貼缺口大本是一件好事，說明在政策的拉動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遠遠好于預期。”上述通威集團相關負責人說：“就像父母希望通過多發零用錢的方式鼓勵孩子好好學習一樣，要求至少考到60分，結果孩子一努力考了120分。”
《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高出常規能源發電價格部分，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分攤。據此，國家在銷售電價中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作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征收標準從2006年的0.1分/千瓦時逐步提高到現行的1.9分/千瓦時。
“目前，我國每年應收取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資金超過1200億元，但實際上只收上來700多億元，例如自備電廠約一萬億千瓦時電涉及的200多億元補貼就沒有到位。該收的沒有完全收上來。”國家能源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俊峰表示，要想盡快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的巨大缺口，必須要開源節流。
在“開源”方面，“除了把該收的收上來，還要調整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征收標準，每千瓦時電調高五厘就可以增加約300億元的補貼款。此外，財政也可以追加預算，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李俊峰說。
在“節流”方面，李俊峰表示，要多方攜手調整可再生能源的補貼邊界和力度。“分布式光伏補貼是0.37元/千瓦時，可以考慮降低一些；垃圾發電項目嚴格來說并不屬于可再生能源領域，可以讓地方環保部門承擔補貼這類問題都應當梳理一下，該補的要補，該降的要降，該退的要退。”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可再生能源平價上網漸行漸近，補貼退坡也已是大勢所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韓文科指出，在可再生能源電力趨近“平價”的過程中，要有一個科學合理的過渡性安排，“不是完全不給可再生能源優惠，而是可以考慮從土地、審批立項等方面，給予可再生能源項目優先發展的便利性。”
李俊峰坦言，隨著可再生能源的加速大發展，補貼缺口只會越來越大，解決補貼拖欠的問題“宜早不宜遲”。“這就好比我們為7歲的小姑娘做了條裙子，但現在小姑娘已經18歲了，不能還穿這條裙子。所以，現在應該積極行動，探索從制度和機制上解決問題，而不是得過且過。各種障礙肯定很多，但是只要努力，辦法總比問題多。”
社評：不要讓“幫扶”政策“誤傷”企業
眾所周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是我國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的頂層設計，標志著新時代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鮮明“綠色”以及“創新”“協調”標志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本是立意高遠的“幫扶”之策，如今卻戲劇性地變成了“拖后腿”，讓興致勃勃走在綠色前沿的企業叫苦不迭，甚至斷了活路——這實在令人扼腕痛惜。
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拖欠早已不是新鮮事，目錄一批一批地下，補貼一年一年地拖，行業已習以為常。但事關企業生存，事關國家有關部門的信用，更事關環保產業的良性發展，不能再聽之任之了。
顯然，補貼從目錄制訂到按時發放之間的多個環節已生“病灶”——并網的項目不知何時能夠進入補貼目錄，進了目錄不知何時可以拿到補貼，拿到補貼也不知下一筆何時到賬……從一億元到十億元，從十億元到百億元，從第六批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開始，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從并網到確定進入目錄最快也要滯后18個月，補貼實際到手又要推后 。換言之，企業拿到補貼已是一年半甚至兩年之后的事情了。大大小小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承受著巨額補貼拖欠，這讓視資金流為生命的企業情何以堪？
我們且試著把把脈。
首先，建設之初已經過審批或備案，要拿補貼為何先要進目錄？原因是錢少人多，得排隊等號。再問，囊中羞澀原因何在？收得太少，花得太多，入不敷出。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十余年來確曾一再上調，但即便是從此前的0.1分/千瓦時上調至如今的1.9分/千瓦時，也難以滿足可再生能源產業飛速發展的補貼需求。
產業發展得快，導致補貼發放捉襟見肘——這里面不乏積極因素。但從中也提醒我們，決策部門預見性有待增強。
病因不難找，開源、節流并舉便成了業界共識：開源方面，一是清理舊賬，企業呼吁嚴格征收管理，該征收的集中追繳不可手軟；二是出臺新規，適當提高征收標準，可再生能源附加相應提高。
而節流方面，補貼退坡的呼聲也早已不絕于耳。今年4月，青海格爾木光伏發電應用領跑基地開標，0.31元/千瓦時的中標電價創造出中國光伏投標電價最低紀錄。近日，廣東、寧夏也相繼出臺風電項目競爭配置辦法，電價已成重要競爭條件。“競價上網”“平價上網”正在步入“最后一公里”角逐。
增收節支之外，輔助政策開始登場。比如試行可再生能源綠證自愿認購啟動，但“雷聲大雨點小”，收效甚微，1年多來成交率不足1%。實在難解“燃眉之急”。
展望未來，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下行，可再生能源擺脫補貼依賴或只是時間問題，但當下可再生能源行業仍難以離開補貼而“自立”，巨大的補貼缺口仍需彌合，政府承諾仍需兌現。
積重難返，不得不“返”。急需各方積極理性推動問題的解決，為行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生態和發展預期。比如，重新審視地方“土政策”，避免各行其是，加強征收和使用各環節管理，做到應收盡收；簡化企業獲取補貼流程，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收入，并力爭當年收入當年補貼，盡可能做到及時發放；建立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機制，以使補貼額度逐年降低，爭取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盡快達到常規電力水平……只要重視，辦法總比困難多。更何況這事關新時代發展理念的落實，可不惕懼乎？
